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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员的处境需要被看到、被改善。
文 / 巴九灵（微信公众号：吴晓波频道）
互联网大厂背后的隐形人
B站25岁审核员猝死
最近的B站不太平。
1月中旬，一名男性麻醉师在B站直播了一名女患者做妇科手术的过程，该账号被多次警告及切断后，最终被永久封禁。
紧接着，2月初，B站一名25岁审核员“暮色木心”，因大面积脑出血经抢救无效，不幸离世。外界质疑他的猝死是审核工作压力大、加班频繁所致。
这两起事件均与“审核员”有关。
审核员是互联网大厂背后的特殊人群，他们就如“互联网保安”，24小时“巡逻”，及时拦截那些血腥、黄色、暴力、诈骗等违规内容，如果拦截不及时，就会出现“男麻醉师直播女患者手术”这类事件。
截至2020年底，B站有2413名员工属于内容审核岗，占公司总人数的27.9%。也是在这个时间，字节跳动总人数破10万人，其中内容审核员超2万人。以这两家为例，审核员人数超过大厂总人数的20%。
2020年7月，我国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统计局正式向社会发布，将互联网信息审核员认定为新职业。
工作关键、数量庞大、新职业……这些仅是审核员的一面。随着这次B站审核员猝死事件的发生，审核员真实的工作状况被更多人所熟知：
他们需要跟公司签订保密合同，不能与外界提及具体的工作内容，犹如互联网大厂背后的隐形人。
同时，他们又被称作“线上的富士康流水线员工”，月薪仅有4k—5k，工作量却很大，一天需要审核超过2000条视频，中间仅有的“喘息”机会——上厕所、吃饭、短暂休息，都被记录反映在工作量的图表中。
此外，他们还会因为长时间审核大量暴力、自残、恶心恶俗的画面，“恶心到吃不下饭”“晚上做噩梦”，不得不配备心理咨询服务。
审核员的糟糕处境，跟这个岗位的特殊性有关，但本质上是互联网公司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劳资关系问题。简而言之，审核员的处境跟大厂的“压榨”不无关系，而审核员处境的改善，依旧要从大厂身上找办法。
今天这篇文章，小巴不再赘述审核员的艰难处境，而是希望从更宏观的维度，来探究审核员处境形成的原因以及解救的办法。
十万数量级的审核员
成为互联网秩序的维护者
将时钟拨回至二三十年前的传统媒体时代，审核员有一个更高级的名字——“总编”或“编辑”，他们起步于记者这类基层岗位，用自己丰富的从业经验，审核一篇稿子的好坏与去留。
在21世纪的前10年，猫扑、天涯、贴吧等论坛盛行的BBS时代，审核员则是“版主”“网管”这类岗位的从业者，他们有权决定帖子的去留。
无论是总编还是版主，曾经的审核员是属于少数人的职位，还因为手握内容的“生杀大权”而备受尊重。
而今天互联网大厂背后的内容审核员，数量上出现爆发式增长，入职门槛低，薪水少，地位更是跌至互联网大厂鄙视链的底端。
如此大差别的背后，是因为内容供应链变了，在这个自媒体时代，人人皆是创作者，只要开通账号就能上传图文、视频、音频。
创作自由的另一面，是混乱不堪。草根创作者鱼龙混杂，内容极大丰富，庞大互联网世界的秩序，很大程度上依靠这十万数量级的审核员来维护。
当然，相比总编的精细化审核，今天审核员的工作简单粗暴得多，他们只需要根据平台的规则，快速扫视每一条用户上传的图文、视频内容，然后点击“推荐”“限流”“删除”“下架”等字眼，简单而机械。
不过，在最初几年，互联网信息的爆发式增长，并没有相对应量级的审核人员配比。
新闻网站主编、互联网分析师葛甲告诉小巴，起初，平台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做审核，审核意味着“删稿”“下线”，这对创作者是一种约束，某种程度上会劝退创作者，导致创作者流向其他平台，而平台与平台之间是相互抢夺创作者的。
换言之，互联网秩序感的建立，并不完全依靠大厂自发主动，更多的是来自外界力量的推动，其中一个主导推力是来自监管层面的约谈和处罚。
以今日头条为例，仅2017年就因传播低俗信息、传播媚俗之风八卦信息、违规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等问题，被多次约谈。也是从2017年开始，今日头条开始大量扩招内容审核员。
据财新报道，2018年7月，网信办治理短视频平台，B站曾被多家应用商店下架近一个月，B站因此将内容审查员人数增加一倍。
“当 平台对展示在它上面的内容负最终责任，这使得 平台不敢掉以轻心， 开始扩招内容审核员。”葛甲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。
互联网产业观察者张书乐则给出了更加形象的描述——审核员是平台能否正常运转的“保险丝”，看似不起眼，关键时刻“熔断”救市。
审核员的权益
不该被过度“压榨”
审核员作为群体，至关重要；散为个人，却又无关紧要。
十万数量级的审核员扛起了维护互联网秩序的重任，但从每个个体来说，他们并无互联网大厂的光环，职业前景渺茫，当下的处境也有些糟糕。
每一份工作都有不易和辛苦，一份工作的回报，并不完全由付出决定，而是由其稀缺性所决定。
但至少，审核员的权益不该被过度“压榨”。
在红星新闻的报道中，一名来自腾讯的审核员自述，他所在的部门实行末位积分淘汰制，如果绩效过差，将被HR面谈劝退。这迫使大家为了得到高绩效，不断往上冲业绩，定下的KPI不断被打破。
据《晚点 LatePost》报道，字节跳动设置了一套反摸鱼的“后台监测系统”，用来统计一项指标——工时利用率。一条平峰中间有几处深浅不同的豁口，凹下去的地方代表审核员没有在工作。通常来说，审核员一天的工时利用率图表有三个小豁口，分别是因为上厕所、短暂休息和喝水短暂离开工作界面。
当一个人的工作量被如此图表化，时间颗粒度小到以5分钟计算，压迫感可想而知。
“本质上，这是一种精算，即在最少人工和最低工资付出基础上，将审核效能发挥到最大。”张书乐指出。
对于互联网大厂的精算，葛甲分析认为：监管压力下审核员扩招增加了大厂的支出，而从营收方面看，平台的主营收入来自互联网广告，蛋糕只有一块，抢夺蛋糕的平台却很多，再加上这两年内容产业并不景气，平台利润不如之前，于是采取各种办法来倒逼审核员的效率。
大厂的主动精算，让审核员群体被动“卷”了起来。因为审核员岗位技术含量不高，完全靠集中精力、眼疾手快做出判断，采取的是“计件制”，所以比互联网的其他岗位“卷”得更厉害。
2020年9月，一篇名为《外卖骑手，困在系统里》的文章，引发全网对深陷系统的外卖骑手的关注。如今，审核员的境遇就如同外卖骑手，同样是“被困在系统里”。
不过，张书乐认为，审核员与“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员”略有不同，作为价值生产环节的外卖员被精算之下，更多的是考虑平台、店铺和外卖员分成比，以及能否确保收益正向。而审核员本身并不直接产生价值，他们的整体数量和薪酬已经被过于精算。
“对互联网大厂来说，更多的成本付出并不会导致它们的收益出现失衡，本可以用更多人力和略多一些的整体工资，来降低劳动强度。”
如何解救被困在大厂精算系统里的审核员？
所有重复性、密集性劳动，未来最大的希望是人工智能。
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网络新词层出不穷，而且大量内容中的隐藏问题，常人都无法秒懂，更何况是人工智能。
因此，在目前的审核中，人工智能只起到辅助作用，重点是进行初筛，对明显违规的问题内容第一时间进行“删除”，同时通过数据比对，对侵权的内容进行有效遏制。这意味着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审核员的工作还无法被AI替代。
那么，被困在系统里的审核员，该如何解救？
解铃还须系铃人。葛甲认为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：平台方多出一些成本，增加一些审核员的岗位，来缓解每个审核员的工作量。
“当然，平台与平台是存在竞争和博弈的，假设是同样的内容规模，不可能A公司招聘1万名审核员，而B公司招聘2万名审核员。A和B都盯着对方做事，考虑的始终是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。”葛甲认为，当外界的舆论压力越大，平台就会像“挤牙膏”一样，挤出一点人力成本，多招聘一些人员。
这一点从B站的应对方案中可以看出，审核员“暮色木心”猝死引发大量舆论关注后，B站在2月8日的回应中称：今年将扩招1000名审核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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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葛甲看来，B站宣布扩招1000名审核员，就是遇到舆论压力后的“挤牙膏”行为。 最终，平台在审核这块的成本和收益会达到一个平衡。到那时候，它们不会再增加成本，因为再大的舆论压力也没有“不亏损”来得更重要。
“眼下还是平台可以增加人力成本、‘少赚一点’的阶段，希望外界对此有更多关注，让平台方能多‘挤点牙膏’出来，改善审核员的现状。”葛甲说。
张栋伟则表示，从根本上说，需要政府监管部门进一步推进企业合规，让企业增长与员工发展更合理地匹配。
“所谓合规，就是要将企业的增长，与员工的贡献，形成挂钩机制，完成共同富裕。而现在的分配机制，只倾向于所谓核心员工、变现部门，与基础平台部门的贡献关联度太低。”张栋伟解释。
“这需要企业参照政府的倡议和指导，改进分配机制，让全体员工共享发展成果，比如类似于华为的全员持股，以及国有企业的工会。”张栋伟如是说。
作者 | 李梦清 | 当值编辑 | 范程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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